自去年10月證監會出頭，越俎代庖的宣布暫停國有股減持，半年多時間的新減持方案大討論終無善果。6月23日，國務院決定除企業海外發行上市外，對國內上市公司停止執行《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關于利用證券市場減持國有股的規定，并宣布不再出臺具體實施辦法。6月24日，股市行情旋即發生井噴，反映出6千萬股民對國有股減持恐慌性預期的如釋重負。
　　如同去年暫停減持一樣，財政部和證監會發言人反復強調了國有股減持的方向是“政治正確”的。然而發言人旋即指出，國有股減持的特殊性和探索性，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制定出系統性的、市場廣泛接受的國有股減持的實施方案”。
　　為什么難以制定？其根源在于國有股減持問題上所累積起來的復雜性。國有企業一股獨大的產權結構，是改革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病灶，也是造成股市和上市公司諸多弊病的根源。當局在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上的不斷擱置和延期，伴隨著中國資本市場和國企改革十幾年的改革路程。應該說，對于存量的擱置甚至某種程度的回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過于激進的制度變遷，是今天資本市場和國企改革成果的一個有效的保障。但是問題在于，當這個一股獨大的局面必須提出來企圖得到解決的時候，一個充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已經壯大形成。在擱置的環境下生長并定型下來的各種利益，都具有充分的維護自己的正當性。國家利益、國企上市公司的利益、券商等市場中介組織的利益、證券投資者的利益，甚至政府各部委的利益等等，已經形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有機環境。國有股的不流通、控制權市場的不交易，都已成為投資者對于制度背景的中長期預期。股市的價格也充分反映了這種預期。所以任何從外部施加進來的強有力因素，盡管具有某種政治正確性，卻都有可能使這一雖然問題重重但是有機循環的市場失去基本的正常運作，并將制度轉換的成本不公平的分攤給股市上被套牢的幾千萬投資者。

在另一方面，各種在促進增量的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又勢必和國有股的減持捆綁在同一輛烈火戰車上。例如國企的產權改革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完善，銀行和企業的債務問題、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勞動者失業與就業問題，甚至國有資產在競爭性市場上的逐步退出，等等。
　　如此，國有股減持就越來越成為一個濃縮了中國20年漸進式改革方式下幾乎所有重大積壓問題的出口，成為一個必須畢其功于一役的問題。而決策者的智慧在于作出恰當的判斷，究竟是不斷的擱置和延期在累積解決這一問題的系統風險，因而需要速戰速決？還是當增量還沒有大到使存量不足為患的時候，解決這一問題的時機就還未成熟，行政力量推動下的減持就可能成為一場冒進？
　　在今年2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和全國證券工作會議上，均沒有就國有股減持方案進行討論，有香港媒體報道，中央政府顯然已經決定將此難題留待下屆政府，事實上，也就是留給中共十六大之后的新班子。
　　政府一方面出于市場巨大震蕩和輿論批評的壓力，一方面考慮到在十六大之前營造穩定繁榮局面，斷然停止通過證券市場進行國有股減持。我認為這一決策如果說并不具有足夠的智慧，但也具備了足夠的審慎和狡黠。有論者指出，一項重大舉措遭到市場和社會的懷疑和反對，而被迫改弦更張，這在迄今為止的改革歷史上是罕見的。有人說這是“政策市”的又一明證，我倒認為與其說是這是政策造市，不如說這是政策面對市場的投降。這一事件反映了一個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反映出各種利益群體盡管還不能以公民的身份在市場以外發出利益伸張的聲音，但已經開始以投資者的身份通過市場發出自我伸張的聲音，并以用腳投票的和平方式，事實上劇烈的影響了制度的變遷。
　　僅僅幾年前，朱镕基還被稱之為“經濟沙皇”。但國有股減持方案在一年內的起落成敗，反映出一個哈維爾所稱的“后極權主義時代”的特性，首先體現在經濟領域，尤其是一個相對開放的資本市場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將國務院“從諫如流”的停止通過證券市場進行國有股減持，看作一個極其重要的“民主事件”。因為世俗的私人利益從來沒有在其他場合、其他方式下能夠明晃晃的表達自己的不滿，能夠明晃晃的拆政府的臺。政府在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推動下，企圖憑借行政性的力量，通過市價發行國有股來哄搶股市的價值。而老百姓通過市場給了這種不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兩敗俱傷的沉痛打擊。我們看到，這是一種事實上拆臺、表明上卻合法的舉動。這種舉動和影響力的可能性對于中國的未來極為重要，因為在目前，只有開放的證券市場在不斷給私人利益帶來這樣的空間。以國有股減持為例，我們仍然不能隨意在國內媒體上發表深入的批評意見，但我們的股民們卻可以以退場的方式來表達強烈的反對，強烈到讓整個證券市場長期低迷，讓中央政府朝令夕改。這充分說明市場經濟是最民主的經濟，其發展也必然成為民主憲政最大的推動力。我們今天怎么樣去打擊和摧毀極權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力量，真正最有效的戰場并不是街頭，而是市場。媒體沒有為我們提供公然反對公共政策的空間，但市場卻不斷為我們對公共政策的反抗提供著最有效的武器和最合法的保障。

我并非反對政治色彩的運動，但相對于任何政治訴求必然具有的組織思維和大一統的行為方式，我更加青睞于市場化的反抗，這一沒有任何領袖、沒有任何人可以徹底操控的進步路徑。盡管國有股減持方案的出臺和落幕，看上去仍然決定性的支配著股價的波動，然而背后的真相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在政策和行政力量與市場上的利益表達之間的博弈中，這一事件讓我看到政府權力對經濟領域和制度變遷的支配作用已經無可奈何的開始轉攻為守。就算附帶著迎接16大的意識形態任務，最多也算打了個攻守兼備。當局近年來在意識形態緊縮上還能不斷吹響最后總攻的號角，但經濟沙皇時代卻勢必一去不返。在我看來，這就是后極權主義必然的平庸劇情。
　　因此獲得的另一個啟示，是由于市場博弈的推動力量，在重新等待國有股減持時機成熟的時間里，當局如果想要解決圍繞龐大國有資產所遺留的難題。并不因這難題的解決給統治穩定帶來較大的動蕩，除了不斷的把問題推遲之外，就必須加快改革政府決策和重大制度變遷的演進方式。放棄完全由高高在上的政府來制定一個企圖使所有人和所有利益都能“多贏”的實施方案這樣的國家主義的傳統思路，而勢必更多的依賴于市場機制，依賴于交易各方的參與和博弈，去找到一個適當的發現退出價格的機制。換句話說，由于傳統的公共權力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公共權力本身也深深的介入在這一既有利益格局中），已經失去了一呼百應的支配整個經濟生活的能力，所以公共權力如果不退場，或者說找不到一種讓公共權力退場的方式，那么公共資產的和和氣氣的退場就根本無法實現，而必然將在開放的資本市場上遭遇后極權主義者無法封殺的如同義軍一樣的反抗力量。

去年的國有股減持方案里還有一項不大為人重視的舉措，是組建包括財政部、證監會、勞動保障部等6個部委共同組成的“部際聯席會議”，共同負責國有股減持方案的執行。這個聯席會議的制度安排，也說明了國有股減持這一問題所處于的多元利益格局，其中也涵蓋了各個部委責權范圍內的部門利益。這一在中國政府架構當中嶄新的但也可能是臨時的制度，開始突破了國務院國務會議的垂直決策框架，而體現出部委之間進行制度化博弈的特征。
　　這種博弈的表現以減持國有股的名義為例來看，盡管國有股減持是一個高度復合的改革目標，但去年的減持方案卻僅僅標明以“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為目的。如果目標主要在此，那么幾十個億的社保資金和上萬億的市值流失相比，的確是因小失大。然而更重要的目的和訴求被掩蓋在了“籌集社會保障資金”這一具有無比政治正確性并且可進可退的口號下。這顯然是各部委妥協談判的結果。而國務院這次宣布停止減持的理由之一，就是今年以來社會保障資金已經基本平衡�？磥砩绫；�金的籌集似乎只是一個短期的目標和利益需求。但兩部委發言人宣布減持將可能采取將國有股份直接劃拔給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做法。這又說明籌集社保資金的目標依然是長期和重要的考慮。反正要放要殺，社會保障資金都只是一個并非最重要的幌子。但如果采取直接劃拔國有股的方式，就真的僅僅只具有“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的單一功能了，它絲毫不能有助于解決被捆綁在國有股問題上的其他更加緊要更加復雜的問題。
　　去年10月，證監會繞過國務院、繞過“部際聯席會議”而宣布暫停執行國務院暫行規定，也是一件頗值得玩味的事情。有人指出這不符合《立法法》的規定，在行政法上是一個十足的違法行政決定。這看法固然對，卻囿于表象。讓證監會出頭喊停，這一滑頭的做法和打著“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的旗號減持國有股一樣，都是當局留有充分余地的權謀。既說明中央政府對于面向市場的妥協心有不甘，放著一個卷土重來的機會。也說明了傳統政治和現代政治的一個極大差別，即傳統的統治者不在乎程序，而精于權謀。
　　然而，籌集社保資金這一在國有股減持中明確化的利益目標，和未明確化的產權結構改革和國有資產退出問題，都敵不過需要證券市場在中共16大在即這一特定時期政治穩定和欲望亢奮的需求，以及廣大投資者直接利益的沖擊。
　　在國有股減持政策問題上，我們會看到比以前一切具體改革措施都復雜萬倍的犬牙交錯的博弈局面，比如幾千萬股民的切身利益，也可能在這種復雜局面下與共產黨順利渡過大規模權力分配的意識形態目標歡天喜地的“寧漢合流”。這令我們無法簡單的給予一項具體措施以是非對錯的認定。這既是國有股問題在中國政治經濟乃至意識形態各層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所累積的諸多負擔的表現，同時也是一個日漸多元化的社會在制度安排和公共選擇上的必然趨勢。一個多元利益格局的市場經濟社會，和利益高度一元化的社會，在制度變遷上有一個重大的區別。前者的博弈首先發生在立法或政策制定的環節。后者的博弈則主要發生在執法或政策落實的環節。前者是用手投票，后者是用腳投票。前者是選舉、辯論、游說和聽證，后者則是敷衍、勾結、拆臺和賴皮。
　　而如果一個社會像90年代以來的中國這樣，在民間甚至官方尤其是地方的官方，都已經形成了千萬股合法的或者非法的私人利益在活蹦亂跳，而中央的黨國體制依然極力維系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和制度變遷上的垂直集權，不要說政府與公民之間，就是中樞與地方之間都遠遠未將利益分化明明白白的公開化和制度化。事實上，就連一個省都缺乏足夠的、合法的憲政途徑去伸張和要求區域的利益，他們也只有“跑部”才能“錢進”。這就帶來了一個集權主義者心目中的貶義詞，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則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基本上看作是褒義的，因為這意味著一個社會從拆臺式的執法博弈向著積極演進的憲政博弈進行轉變的必然階段。

比如國有股減持問題從方案出臺，到宣告落幕。就明明白白的暗示出一個已經形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下，如果在制度變遷上得不到用手投票的機會，那么來吧，當政者你要什么你就說出來，但是市場，一個資本和產權的市場在本質上逐步把政治問題化為了經濟問題，而這個市場已經具有了足夠的用腳投票的力量來對官方利益集團的欲求進行反對和打擊。各種利益得到了一個場合，不是在議會，不是在廣場，而首先在交易所。各種利益可以在這里合法的拆政府的臺，用對策去應付政策。也可以含蓄的高喊“官人我要”。我將之視為一個進步和進步的方向。
　　而為了避免損失和社會管理的波動，將利益的博弈從市場移師到國家，從民間移師到廟堂，將執法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提前到立法中來。就像刑事訴訟將律師介入由起訴提前到了偵查。資本市場就會成為一種現實的推動力量和切切實實的壓力，而不僅僅是學者們的鼓與呼。我更加傾向于相信中國未來的憲政框架不是幾個人或一場運動擬制出來的，而一定是在從市場到憲政的博弈之中逐步看得見的光明。如果繞過這個從市場到憲政的過程，而求諸于直接的憲法與國體的“革命”，我會對此反倒保持警覺。
　　在先前的減持新方案討論中，已有學者提出召開國有股減持聽證會、或基于國有資產的全民性質而必須提交全國人大表決等促進多元利益參與立法博弈的建議。除了“三個代表”所反映的以意識形態涵蓋多元利益主張的重建“體用”關系的思路外，執政黨今天找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其他的可以將日益多元化的利益群體及其主張予以有效整合的途徑。我的眼光稍微廣一點，除了意識形態和憲政轉型之外，我也看不到有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所以目前的結果只會有兩種，一是在憲政格局下用制度化的博弈程序配合市場化的交易體制，一是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政府垂直型決策機制，配以用腳投票的拆臺式執行博弈。
　　還有第三種，則請奔走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