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元化行為探討公司治理結構 多元化是,“任何在某種程度上相似但有所不同的人員的組合”。在工作場所里,人們通常傾向于將多元化聯想到容易識別的特性。文化多元化的前提。多元中的每一元趨于成熟;多元文化之 間可以平等的學習和討論;多元文化有共同遵從的基本原則;基于人的發展的價值評判;任何一元文化都服從于個體人的自由選 擇和個體人的幸福的考慮;以人的進步為社會進步的衡量標志; 多元文化共同致力于人類進步和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實現沒有任 何特殊的一元文化;任何一元文化都是可以討論的;不立足于人 的發展的偽文化沒有生存空間;任何一元文化都是該文化主體中 人的自由選擇和討論的結果。 公司治理是指公司制企業中股東大會、董事會和高層經理人員之間劃分權力、責任、利益,以形成一種相互制衡、相互依賴的組織制度安排。公司治理就是制定最大的游戲規則! 對145個新加坡公司的股權結構和多元化進行實證分析,新加坡是個市場經濟很發達的國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則是脫胎于計劃經濟,目前正面臨轉軌的特殊時期。我國的資本市場還很不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中只有40%的股份可以流通,且國有股(包括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占有絕對控股地位。這種畸形的股權結構勢必會影響到公司的行為。 我國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的控股地位,其有效持有主體嚴重缺位,沒有形成人格化的產權主體,國家作為公司的大股東,無法有效的監控企業的治理機制。這種公司治理機制上的缺陷容易衍生經營者道德風險,產生內部人控制現象。此時的經理層可能更多地去追求和導致他們行政上“升遷”的政治目標相一致的經濟目標,而通過多元化擴張可以被看成是經理層發展自己目標的方式。多元化可以使經理們獲利,因為管理一個較大公司時能獲取伴隨而來的權力和名望,而這種權力和名望正是這種通過行政任免的經理層所追求的。并且由于經理層所承擔的風險較股東們要小,公司經理層在選擇公司成長方式時往往過于自信地走上多元化的道路。通過多元化能夠在短時間里將公司做大,而經理層獲取的補償和公司大小是相關的。因此當國家股持股比例較低的時候,由國有產權虛置所導致的內部人控制現象,使得公司經理層往往采取最有利于他們自己利益的企業成長方式,而不管公司的多元化戰略是否有損股東利益。但是當國家股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國家股股東重視程度的提高及監控力量的強化,還有市場競爭的激烈,都迫使公司經理層不得不追求和股東目標相一致的目標。 因此我們得出關于多元化和股權結構關系的第一個假設: 1:國家股比例和公司多元化行為呈倒U型曲線關系。即多元化開始隨國家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加,而后又隨其比例的提高而下降。 我國的法人股東不同于歐美的機構投資者,法人股東中的國有成分仍占優勢地位。而對于國有法人股東,其產權的受益者是不明確的。但由于其中包含有民營或集體的資本,故相對于國家股東而言,其存在的代理問題要小。法人股東較國家股東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因而有更大的動力去監控公司的治理機制。另外,法人股的不可流通性,使得法人股東關注公司的長期發展。因而法人股東的存在有利于公司治理機制,從而影響公司的經營決策行為。 我們有第2個假設: 2:法人股比例和公司多元化程度呈負相關關系。法人股持股比例低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較。环ㄈ斯沙止杀壤邥r,公司的多元化程度較大。 我國證券市場是一個投資者結構以散戶為主的新興市場。流通股股東所持股份是有限的,且我國政府規定任何個人不得持有一個上市公司0.5%的發行在外的普通股。而我國機構投資者較少,流通股的絕大多數股東為小股東。由于本文的樣本中只包括發行A股的上市公司。當流通A股持股比例較少時,公司的絕大多數股份為國家股或法人股,且必定存在控股股東。這種控股股東不論屬于國家股東或是法人股東,都即有動機去追求公司價值最大化,又有能力監控公司經理層以實現其自身利益。此時經理層在實施多元化行為時,必須考慮到控股股東們的利益。而當流通A股持股比例較多時,由于流通股股東的價值理念以短線買賣為主,同時由于其都為小股東,在“搭便車”心理作用下,他們很難通過股東大會發揮公司治理作用。并且在我國目前的股票運行機制下,流通股的買賣不能或基本上不發生公司控制權的轉移,外部股東對企業行為和經理層的約束相應弱化,“用腳投票”機制無法實現。此時,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成本較高,經理層在決策時往往會追求自己的目標。 我們得出第3個假設: 3:流通A股和多元化程度呈U型曲線關系。當流通A股持股比例較少時,與公司多元化水平負相關,而當其持股比例較多時,與公司多元化水平呈正相關關系。 我國上市公司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股權集中度過高和國有股“一股獨大”。當股權集中度開始上升時,但是股權結構并未達到適度集中的狀態,此時的股權結構還是處于相對分散的狀態。在此狀態下,單個股東的作用是有限的,出于“搭便車”的動機,他們沒有動力去監督公司的治理機制。此時公司的控制權都掌握在經理層手中,由于這些外部小股東對經理層約束機制的弱化,致使經理層在公司決策時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多元化戰略便是其選擇之一。當股權集中度進一步上升,達到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狀態,由于“利益趨同效應”的作用,控股股東有足夠的激勵去收集信息并有效的監督經理層,從而避免了“搭便車”的問題。這種約束機制使得公司經理層不得不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 所以我們有第4個假設: 4:股權集中度和公司多元化水平呈倒U型曲線關系。多元化開始隨股東集中度的提高而上升,而后又隨股權集中度的提高而下降。 國家股比例和公司多元化指標呈倒U型曲線關系,多元化開始隨國家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加,然后又隨其比例的提高而下降,這和假設H1相符。法人股和公司多元化呈負相關關系,但結果并不顯著,假設H2無法得到證實. 流通A股和公司多元化呈U型曲線關系,多元化程度開始隨流通A股的增加而下降,但當流通A股繼續增加時,多元化程度便會上升,我們的假設H3得到了證實。股權集中度和公司多元化也呈倒U型曲線關系,多元化開始隨股權集中度的提高而上升,然后又隨股權集中度的提高而下降,這和假設H4是一致的。表中還可以看出公司規模和多元化程度呈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公司規模越大,越容易實施多元化戰略。 因此,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也影響著公司的多元化行為。國家股股權集中度和公司多元化呈倒U型曲線關系;流通A股和多元化呈U型曲線關系;法人股和公司多元化呈負相關關系,但結果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法人股中包含著相當一部分的國有法人股,影響了實證分析的結果。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影響它的行為,進而影響其績效,這在實證方面已經得到檢驗。我國上市公司國有股比例較高,股權集中度較大,這些股權結構上的弊端所導致的公司多元化行為和我國上市公司績效表現普遍不佳是相關的。通過對股權結構和多元化行為相關關系的研究,針對我國上市公司有缺陷的法人治理結構,對于如何能夠提高公司法人治理效率有著重要啟示。當前我國證券市場迫切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便是進行股權結構優化,合理的減持國有股比例,增加其他股東的持股比例,從而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本文只是從公司的股權結構影響其多元化行為的角度,闡釋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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