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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水滸》中的“忠義”觀

【摘要】施耐庵的《水滸》塑造了以宋江為首的一百單八條好漢的英雄形象，描寫了一場圍繞他們發生的震撼人心的反抗封建地主階級壓迫和剝削的農民戰爭。但是，對其結局歷來是學術界的一個爭議較多，頗為關注的話題。我試圖從三個方面剖析《水滸》招安的悲劇結局形成的原因。傳統文化中“義”對《水滸傳》悲劇性結局的影響；傳統文化中的“忠”對悲劇形成的作用； “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是《水滸傳》悲劇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
【關鍵詞】《水滸》  悲劇  傳統文化
 施耐庵的《水滸》中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規模宏大的長篇章回體白話小說。小說給讀者塑造了以宋江為首的一百單八條好漢的英雄形象，描寫了一場圍繞他們發生的震撼人心的反抗封建地主階級壓迫和剝削的農民戰爭。但是，對其結局歷來是學術界的一個爭議較多，頗為關注的話題。“雖然普遍的看法都認為其招安結局是一場悲劇”，可其間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用社會政治話語詮釋較多，而對其文化心理等成因的深層發掘相對較少，在此，我試圖將其置于中國文化的范圍中去，從文化的角度淺析一下《不滸》招安的悲劇結局形成的原因，以求對小說有一個更深層次的認識。
 一、“義”對《水滸傳》悲劇性結局的影響
 什么叫“義”呢？義者，宜也，指思想行為符合一定的標準。《水滸傳》中的好漢們與歷史上的綠林好漢一樣，以這種“江湖義氣”作為自己的道德標準，在梁山事業的發展壯大中，“義”作為一種已經帶有民間色彩的倫理道德觀念，則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說，“義”是構成梁山聚義的支撐和精神旨歸。“義”，既是他們標舉的行為準則和理想人格，又是團結他們的精神紐帶，評判是非的價值尺度。同時，也是造成“眾虎同心歸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謂“仗義疏財歸水泊，報仇雪恨上梁山”就從兩個方面提示了梁山事業興旺發達的原因。正由于他們遵奉信守的是一個“義”字，所謂“義”無須相遇，僅受義氣感召，便主動自愿地從四面八方聚攏來，此即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從而形成梁山上這樣一個以“義”的相聚的帶有綠林的色彩，江湖風格的軍事集團。從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一方面這種思想是違背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是與小說所宣揚的忠君思想有相矛盾的一面，這是進一步，但是《水滸傳》中所表現的“義”，不僅是那種“不愛其軀，赴士之危困”的精神，還有一種忠于個人的“義”。從七十回以后，這時的“義”是勞動人民在同官僚地主斗爭的一種工具，正是這種具有民間倫理色彩的“義”使宋江走上了與土豪劣紳利益的維護者（宋王朝）對抗的道路，使眾多英雄好漢望風而歸，團結成足以與統治階級相抗衡的軍事力量。
 在許多江湖好漢的心目中，宋江是個“仗義疏財，濟人貧困，濟人之急”的英雄，他們也都是或多或少受過其恩惠，因而把他比做能救萬物，上蒼降下的及時雨一般。從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來看，宋江所做的這些事情，確實理應受到江湖好漢和下層勞動人民的歡迎和擁戴。正因為這樣，他理所當然成為梁山義軍的首領，江湖好漢的義士大歌，然而從小說宋江的行動和思想上來看，宋江論智謀不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師吳用。論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不如公孫勝。論沖鋒隱陣，斬將奪旗，不如李逵等人。這樣一來，他把多數江湖好漢召集起來與朝廷對抗的力量只有一個“義”字，而正是這種“義”，使群雄在宋江的招安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時候，仍然緊跟其后。可見，在梁山好漢中講“義”，不僅有其進步性，而且有狹隘性，盲從性。
“義”，本屬于封建道德體系。《孟子》開宗明義就指出：“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但是比起忠、孝、節來，“義”主要用于五倫中的朋友關系，封建等級色彩雖然不是那么的濃厚，但那種“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小生產者利益的道德觀，促成梁山力量壯大同時足成這場農民戰爭的悲劇。小說中的黑旋風李逵，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形象。如果要說對宋江講“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