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郁達夫小說零余者的文化內涵

 郁達夫小說以其大膽的袒露和近乎直白的表述登上文壇，并且以此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小說流派——沉淪小說派。綜觀郁達夫的小說創作，零余者形象是我們不容忽視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兼容著社會和個人表層和深層雙重的對立和沖突，在內在層面上進行著傳統與個人的撞擊和整合，并且以個體的存在為基點，對傳統文化進行著富有個人氣質的反叛和續接，進而對“五四”文化精神進行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的繼承和部分丟棄。由此，在諸多矛盾體的產生過程中，引發了諸多苦悶、孤獨、敏感、自卑、內省的因子。
一、零余者形象的感情傾向
 郁達夫在《零余者》中寫道：“令人愁悶的貧苦，何以與我這樣有緣，使人快樂的富裕，何以總與我絕對的不來接近�！敝灰驗椤拔沂且粋�真正的零余者！”①在這里，現實促使作者以零余者為基點進行文本的敘寫；同時，作者對于零余者具有情感上的認同。郁達夫比較成功地完成了社會現實與本真自我的交接，在具有“自敘”特征的文本中自然生成了一種自憐傾向。
 這種傾向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它經歷了作者自我情感的審視和探究，到對現實的反叛與抗掙，最終多愁善感，內在反叛力消融。在這種“起——伏——落”的流程中，作者一方面促成了讀者與現實的連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讀者與作者本人的連接。
 回看郁達夫所處的社會環境，明顯存在著傳統習俗對國民精神的束縛與壓抑。這種情形使作者產生深刻的自省，但同時作者又必須正視身處其中的現實，即使他能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文化環境的沉悶與落后，也無法否認自身存在的、對傳統文化的承襲。也就是說，郁達夫在這片文化土壤和環境中的劣質因子產生深刻的反叛。于是，一種復雜的心境互相糾結，在“五四”這一充滿反叛和個性時代的潮起潮落的浮沉中，零余者形象就必然出現兩難和困惑。由于經歷上的相似而形成的對表層生活悲苦的認同，混以作者固有的憂郁氣質，加上獨特的自敘情結，使其在當時文壇上贏得了眾多青年的認同感和應有的文學地位。
二、中外文化積淀造就富于時代個性的零余者
 研究零余者形象蘊含的文化內涵，必須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零余者富于的個性特性。
 綜觀郁達夫小說，零余者形象典型而突出。諸如：“丫”（《銀灰色的死》），“他”（《沉淪》），“伊人”（《南遷》），“于質夫”（《茫茫夜》、《秋柳》、《懷鄉病者》），“質夫”（《空虛》），“我”（《蔦蘿行》、《十一月初三》、《楊梅燒酒》），“文樸”（《煙影》、《紙幣的跳躍》、《東梓關》），“姓于的”（《青煙》）等等。這些“零余者”形象，其突出特點是感情的多余，這種感情多余的對象，作者多界定在知識分子這一層面上，并以留日學生為主體。以郁達夫的代表作品《沉淪》為例，主人公“他”在學校，感到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一聲日本同學的“說笑”，就能觸動他“局外人”的敏感意識，從身旁擦過的兩個“穿紅裙子”的當地女學生，也能在他心靈深處點燃自卑的火種，使他的“憂郁癥”一發而不可收拾�！吧险n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稠人廣眾之中，感得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纯此�的同學看，一個個都是興高采烈的在那里聽先生的講義，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里頭，心想卻同飛云逝電一般，在那里作無邊無際的空想�！币虼�，這種孤獨逼使他轉向了個人更隱秘的角落，而對異性的格外留心和關注，則成了他擺脫人生窘境、實現自我認同的異常的方式。于是，在青春期的性壓抑中，他偷看了旅館主人女兒在浴室洗澡時的情形，而后又因擔心被發現而惶惶不可終日。這部分的描寫極其細膩，在自責和痛苦中飽受煎熬的零余者形象躍然紙上。
 苦悶與感傷，是五四青年的時代流行病。在鼓吹個性解放、個性自由的時代，現實的停滯與扭曲，最容易造成年輕人心靈世界的莫名的虛無。而《沉淪》，則是五四情緒的最極端的表現。它通過對主人公敏感、病態的性心理的大膽描寫，揭示了他思想的覺醒。它以無比坦率的筆觸，猛烈抨擊了舊道德、舊傳統的虛偽和掩飾。在這個意義上，《沉淪》無疑是投向舊習慣的一把尖銳而鋒利的匕首，是一篇最為大膽而熾熱的個人宣言。
 我們能夠看到，這類零余者們，一方面有著憂郁的天性，另一方面又有著纖敏的感受。這種憂郁和纖敏使他們得以對現實中的人物的些微變化，產生比一般人更深刻的體味，這種體味以精神上的痛苦和內心懺悔式的獨白為主體，形影自憐和感嘆世間的不平成為主旋律。這類人有著超人物外的良知，卻又因為這種良知而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他們有著傳統的對國和家的責任感，卻又因為殘酷現實的存在消解了這種責任感。于是，在兩難的境地中，零余者們富有激情而又歸于冷漠，直面人生而又形影自憐，心存壯志而又最終失落。
 處于兩難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方面具有知識分子的率性，另一方面缺少穩固和強大的社會根基。同時，現實又不容許他們以純粹的知識擁有而穩健地立足于社會，獲得個人價值的實現和個性的舒展。談到個性的舒展問題，不容忽視郁達夫小說中對于“性苦悶”者的內心描述。筆者認為這是作者以一種人道主義理想對這類人驚醒的靈魂上的救助。零余者內心的傷感自卑，加上怯懦性情，使他們不敢進行感情的宣泄，心理匱乏轉為要求變態的生理滿足，而事后他們又陷入精神上的自責和苦悶。從這一點上來說，也體現了郁達夫個人的人文主義理想，即試圖在人與人等的條件下，對傳統文化和觀念束縛進行破除，將幾千年來文人避而不談的問題勇敢地暴露，直面個人隱私中反映的心理實質，從而使“人”的概念更完整。這種感情全方位的展現和暴露，靈動真實而不突兀，或許從表面看來，顯得頹廢、瘋狂，乃至變態。
 前面提到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以留日學生為主體，這就是說，這部分人身上有著中國的血統和傳統文化的底色，又接受著異域泊來文化的影響。在零余者的言語中，我們可以讀到具有傳統文化底蘊的詩文，同時又可以領略到具有異域才情的創作，主人公既對中國傳統古典文學有著良好的把控能力，又有著較強的外文基礎（如：對英、日、德等國語言的掌握），并對上述各國的文學和時代思想的精髓有著較深的體悟和感觸。從傳統文化傳承而來的文化積淀，如愛國情懷、責任感和詩情畫意的營造等，同外來文化所帶來的自由、民主、清新的空氣，夾帶外國文人的進步意識和責任感，一起經歷著主人公內項的消化和吸收，從而形成了多重的文化人格。與此同時，狹窄不定的精神文化空間也形成了，對顯示的纖敏和對未來的預知力在不知不覺間，悄然進駐零余者們的內心深處。
 零余者們以自我內心的精神空間為基點，同時又置身于國內和國外，過去和現在的雙重空間中，于是對故國的思念，對鄉土的眷戀，對祖國的愚弱和貧困的感慨，對自我存在狀態的不滿和放縱，對異域的憎恨、愛戀同時兼具在一個人身上，一種民族間的沖撞力便顯現出來，而在這一沖撞力的背后，則是具有民族性的生命個體的存在狀態和文化空間的差異性。例如，《沉淪》中主人公精神頹廢，但他仍發出了“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強大起來!”的呼喊。
三、憂郁感傷的零余者形象與郁達夫個人經歷的內在聯系
 郁達夫小說中零余者形象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文化張力？究其原因，一是憂郁感傷的情結，一是其人生經歷。
 憂郁感傷情結是與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審美趣味存在一定因果聯系的。“達夫的病態成因也是如此，在幼年的時候，他失去了他的父親，同時也失去了母親的慈愛。這種幼稚的悲哀，建設了他的憂郁性的基礎。長大來，婚姻的不滿，故國的哀愁，呈現在眼前的勞動階級悲慘生活的實際……使他們憂郁性漸漸地擴大到無窮的大，而不得不在文學上吐露出來，而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的變成病態�！雹趶纳厦嬉欢挝淖�，確實可以看出零余者形象和作者本人于作品內外的承接和取合。另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郁達夫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響。
 在感傷憂郁這一點上，郁達夫明顯受到十八世紀英國感傷主義文學的影響。對感傷主義文學，他是持有較高評價的�！鞍压沤竦乃囆g總體積加起來，從中刪去感傷主義，那么所余的還有一點什么？莎士比亞的劇本，英國十八世紀的小說，浪漫運動中的各詩人的作品，又那一篇得完全脫離感傷之域？我想，感傷主義是并無妨害于文學的�！彼�甚至認為“這感傷主義，就是文學的酵素了�！雹劭梢�，郁達夫對感傷主義多么推崇、重視和熱愛。但他對感傷主義的理解與十八世紀后期出現的感傷主義文學思潮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他對其理解的基點是正確的，所體味到的其中的精髓也是正確的。即對感情的崇尚，對感情至上的宣揚，對個性和人精神生活的強調，對任務內心活動的細致把握，對作品主觀化和情緒化的追求。另外，我們也不能忽略這一憂郁感傷情結所受的日本私小說作家佐藤春夫富有憂郁病的主人公的深遠影響，這一點已經成為既定事實，不再詳述。
 在人生經歷這一點上，不少情況在作品中的主體和作者本體之間是完全吻合的，例如：《蔦蘿行》、《還鄉記》、《還鄉后記》中，“我”是富陽人，家有老母，十七歲去國，一九二○年結婚，一九二一年曾回國到A地（安慶）教書，一九二二年從日本留學后回國，再到A地（安慶）執教，一九二三年春離開A地（安慶），出生不久的兒子取名叫龍兒等等。這種吻合加強了作品的真實性，但同時作者并沒有拘泥于一個狹窄的視界，而是使其主人公具有了廣泛的典型意義。這樣，零余者既有了個人的內涵，又有了時代的特性。這一切除了作者個人的才情使然之外，受外國文學思潮的影響，尤其是日本私小說的影響尤其突出。
 “私小說”在中國文學中被稱為“自我小說”，它是日本獨特的一種文學體裁。它不等同于自傳，但其創作卻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必須是自己。郁達夫曾直言不諱地說：“在日本的小說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描寫主人公失戀的地方，真是無微不至，我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是終于畫虎不成�！雹芸梢�，對私小說崇拜進而模仿，是郁達夫真實的心路歷程。這一由內而外漸進的影響，使郁達夫小說零余者形象基于作者中外文化的取合這一基礎而日漸豐厚堅實起來。
 另外，置于當時中外文化之間，我們不可忽略郁達夫小說零余者形象與屠格涅夫小說“多余人”形象的相通之處。郁達夫曾經說過：“我的開始讀小說，開始想寫小說，受的完全是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憂郁，繞腮胡長得滿滿的北方巨人影響�！雹葸@位北方巨人便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小說的“多余人”形象多是俄國四十年代貴族知識分子，他們“脫離實際，意志軟弱，缺乏實踐能力，理想只能流于空談，是個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一事無成。”⑥應和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記》中朱卡爾的話便是——“我是這世界上完全多余的人，或者也可以說是完全多余的家伙”，“多余的……在我這一輩子里面，老是發覺我的位置給人家占去了，也許我找的位置不是我該坐的地方。”⑦同樣，在散文《零余者》中，郁達夫也曾說：“我的確是個零余者，所以對社會人士也是完全沒用的。”⑧
 細細分析一下“多余人”和“零余者”，雖然二者不存在完全等同的可能，但卻有著不可分割的精神聯系。他雖然一個受到西歐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一個接受了“五四”個性解放精神的洗禮，但他們都忠于自然、忠于自我、多愁善感，存在著明顯的自憐傾向。同時他們的溫文纖敏中也包含著進去和憤激的情緒。他們均掙扎于動蕩與革命的時代，目睹著沉浮不定的社會現實，渴望自由和個性的舒展，渴望自我價值的充分體現。而內在的纖敏和憂郁氣質往往使他們在緊要關頭變得退縮而趨于冷漠，進而在冷漠和冷淡的無聊困惑中玩味著自身的卑微感。在屠格涅夫筆下，“多余人”對愛情、人生、政治風云的理解不過是“煙，煙，一切在我看來只是煙。”（《煙》）而郁達夫也認為“吃盡了千辛萬苦，自家以為有些事被我把握住了，但防開緊緊握住的拳頭來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煙。”（《青煙》）
 可以說，相似的社會背景和個性要求使兩位作家的作平有了相同的精神內質。另外，郁達夫在性情上對屠格涅夫的認同感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如纖敏、憂郁、多情等的對等性體悟�？梢哉f，西歐早期感傷主義頹廢色彩的文學思潮，便郁達夫沉溺在悲傷的情緒之中，并產生了強大的自我認同感。同時，他又沿此線路對自己的感情進行著放縱和宣泄，在借助文本主體進行各種因素（如環境、心態、情緒等）的組接和拼合中，將這些特征發揮得淋漓盡致。零余者變于此具有了顯示和自我的多重意蘊。
 除屠格涅夫以外，郁達夫也深受盧梭的影響。在我們對盧梭的《懺悔錄》進行文本解讀時，很容易發現零余者所具有的諸如心靈告白、性欲袒露、憂郁心境和自卑凄苦、孤憤傲視等特征，無疑是《懺悔錄》的中文翻版。
 同時，從《郁達夫文集》的許多處，我們可以洞悉其所受盧梭的影響是明顯而深遠的。筆者認為這首先緣于二者性格氣質相似，如反對壓迫、爭取個性解放的前衛意識；崇尚自我的感傷情懷；奮斗之后的落魄和繼之而起的自憐和仇視心態；精神長期受到壓抑之后進行的近乎變態的宣泄等。正是由于這些相似點，使郁達夫對盧梭產生了強大的親和力，進而對其推崇和熱愛，盧梭認為：“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其自身應有的關懷……我們要實現自己的意志，不屈服于別人的意志�！雹嵊暨_夫也認識到“個人強烈的我們現代的青年，哪一個沒有這種自我擴張的信念？”⑩于是，在相同的自我關懷這一點上，郁達夫的小說成功地實現了對盧梭《懺悔錄》中相近元素的吸收和接納。零余者形象亦具有了“盧梭式”的內蘊。
四、零余者形象的社會價值和意義
 郁達夫小說零余者形象是富有時代精神的，“五四”這一特定的文化北京使起具有了更深層和更多元的文化意義。可以說，郁達夫是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中，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應和和體現著“五四”特有的人文精神，闡發著文學的原義——人學觀念的。對自我的關注，對人性的展現，對私人化隱秘的袒露，使其實現了對這種精神內質的暗合，從而也在某種意義上出色地完成了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仔細品味，零余者形象是擁有著個人情緒、時代思潮和民族傷痛這多種因素雜合而成的“時代病”的。他們這些彷徨于歧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被擠出社會而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小人物，這些被打上時代烙印的、被損害、被壓迫的弱者，在那時的眾多熱血青年中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同時也使人們在中外文學的關注中找到了諸多的契合點，在世界這一大格局中，發現人類所具有的人性和歷史的相似處，進而在這一共有范圍內建構著屬于個人的、兼具民族和世界的文化空間。
 毫無疑問，零余者形象是以主人翁的地位在此空間內體現和述說著多重的文化和內涵的！

-----------------------------------
郁達夫：《郁達夫》第十三章《零余者》，文匯出版社，2002年8月第8版第302頁
錢杏村：《達夫代表作后序》，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頁
郁達夫：《序孫譯〈出家及其弟子〉》，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7頁
郁達夫：《海上通信》載《郁達夫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
郁達夫：《屠格涅夫〈羅亭〉問世以前》，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頁
朱維之、趙澧：《外國文學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頁
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郁達夫：《郁達夫》第十三章《零余者》，文匯出版社，2002年8月第8版第302頁
盧　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頁
郁達夫：《海上通信》載《郁達夫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頁

參考文獻：
1、郁達夫：《郁達夫》，文匯出版社，2002年8月第8版
2、朱維之、趙澧：《外國文學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盧　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4、《郁達夫小說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
5、《郁達夫文選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6、《郁達夫通信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7、郁達夫研究學會編印《郁達夫研究通訊》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