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4年中國財政政策效果分析

摘要
 1998—2004年中國財政政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別擇機實施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充分顯示中國政府駕馭宏觀經濟調控的能力。本文通過對基礎數據的研究分別從財政政策變化內容、投資與經濟增長以及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相互關系，最后還借助IS-LM曲線模型分析了財政政策的正效應和負效應。
引言：
 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政府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 一個國家在一定經濟發展階段實施何種財政政策，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相機抉擇。宏觀經濟運行千姿百態，但概括起來講，也就是三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社會總供給大于社會總需求，即“通貨緊縮”，表現為物價總水平下降。應對通貨緊縮局面，應該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第二種類型是社會總供給小于社會總需求，即“通貨膨脹”，表現為物價上漲。這種情況下，應該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第三種類型就是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結構上有矛盾，冷熱并存，發展不均衡。此時應采取穩健財政政策，即在總量上不做太大的動作，但在結構上有保有壓，加強薄弱環節，壓縮過熱行業的投資。
 中國在1998年至2004年期間，先后兩次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第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為1998年到2000年。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1998年增發了1000億元中長期建設性國債，赤字規模相應擴大到1673億元，比上年增加542億元。1999年經濟形勢繼續嚴峻，當年分兩次增發國債1100億元，同時增加赤字689億元。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始于2002年。“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美國經濟增速顯著下降。在第三季度出現負增長后，更加堅定了人們對美國及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悲觀看法。為了應對外部經濟環境的明顯惡化以及入世帶來的新的競爭不確定性，政府靈活運用了相機抉擇原理，再次啟動了新一輪擴張性財政政策。

一、1998-2004年財政政策變化內容
（一）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依據
 1998年在亞洲爆發了一場涉及面廣，破壞力大的金融危機，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外貿出口難度加大，外需不振，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長期實行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低效率投入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了產業結構與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以內需不振、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為表現形式的國民經濟深層次矛盾開始凸現，面對這一嚴峻的經濟形式，中央果斷地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目標、手段及種類等。財政政策的目標是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財政政策的目標應與經濟目標相一致主要有：（1）穩定物價；（2）促進經濟增長；（3）充分就業；（4）國際收支平衡。我國通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拉動了國內有效需求，有力促進了經濟增長，優化了我國經濟結構，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增強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新增國債中用于國有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這都極大提升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二）施行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      
 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稅和增加財政支出等措施以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一種政策。減稅可以增加民間的可支配收入，在財政支出規模不變的情況下，也可以擴大社會總需求；財政支出是社會總需求的直接構成因素，增加財政支出會直接增加社會總需求。
 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針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措施。內容包括：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稅收政策，分批提高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對有關項目實施稅收減免；推進“費改稅”改革，減輕企業和農民負擔；提高公務員工資、增加對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有效地拉動了社會需求，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1、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近6年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8000億元，按前5年帶動比率1：5（1998～2002年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形成總投資規模32800億元）測算，將拉動形成投資總規模3．5萬多億元。到2002年底累計完成投資2．46萬億元，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關系全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基礎設施的“瓶頸”約束基本改觀，經濟結構優化也取得明顯成效。
 2、注重發揮稅收政策的作用，支持擴大國內外需求。從1999年7月1日起減半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2000年開始暫停征收；從1999年7月1日起，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購置國產設備的投資，按40％的比例抵免企業所得稅；連續多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使我國出口貨物的平均退稅率由原來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從1999年11月1日起，對居民存款利息恢復征收個人所得稅，到2003年底累計組織收入超過1000億元。這些稅收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有利于擴大國內外需求。
 3、注重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企業自主投資能力。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三次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標準，還實施了年終一次性獎金制度，使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月人均基本工資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2年的823元，翻了一番。2003年又進一步提高到877元。同時，提高了社會保障水平，1998～2003年中央財政大幅增加對“兩個確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資金2620億元左右。這些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有利于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4、結合財政體制完善，強化財政政策作用。2003年，中央財政本級收入由1997年的4227億元增加到11849，5億元，年均增長18．7％；相應地，中央財政本級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由49．5％上升到54．6％。在此基礎上，中央財政不斷加大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總額由1997年的2857億元增加2003年的8687億元，年均增長20．4％，高于同期中央財政本級收入增幅1．7個百分點，有力地促進了各地區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5、在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設計中，注重發揮與貨幣政策的協同作用。長期建設國債主要是面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的，國債投資項目也帶動了銀行的配套貸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銀行資金的運營效益，充分發揮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協凋與配合的作用。
 總之，根據我國國情和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從實際出發，中央確定了財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是一種客觀的、必然的、符合現實的科學選擇。
二、1998—2004年投資和經濟增長及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相互關系
 投資率指標是資本形成總額與支出法GDP 總值的比，我國現行的投資率指標的計算是以國家統計局規定的口徑，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生產法GDP總值的比。該指標雖然是相對指標，但用于觀察全社會一定時期投資狀況時，比投資總額指標更優越，因為該指標最明顯的優點是把投資與經濟增長緊密聯系起來。
（一）投資增長變化
 我國自1998 年以來，投資率一直持續高位。1998-2004 年，我國平均投資率為39.2%，2004 年投資率高達51.5%。依據世界銀行資料，我國投資率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分別高于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國家的平均水平。2002 年世界平均投資率為19.9%，其中低收入國家為19.7%，中等收入國家為22.9%，高收入國家為19%，我國同期水平為39.4%，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9.5 個百分點。
 近年來，形成我國高投資率盡管有一些客觀原因，例如，既有發展階段和具體國情方面的原因，也有短期經濟波動和體制方面的原因，但過高投資率給宏觀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低估的：過高投資率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甚至會導致過大的經濟波動；促使能源、交通和主要原材料供應緊張，部分產品價格上漲過快，引發通貨膨脹；加劇了一些行業和領域盲目擴張和重復建設，導致投資效率下降；造成銀行資產質量下降，增大了金融風險等等。
（二）經濟增長速度變化
 伴隨著政府財政投資的逐年增加，經濟增長也顯現出來，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從1998年6.8%到2004年9.1%的經濟增長速度，說明了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積累了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全過程的宏觀調控經驗。這里所說的全過程包括以下四個階段：①1992-1997年積累了經濟“軟著陸”的經驗。這期間經濟增長率由14.2%緩慢地下降到8.8%，處于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上限以內。②1998-1999年又積累了制止經濟增速過渡下滑的經驗。這兩年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下限以上。③2000-2002年積累了經濟緩慢回升的經驗。這三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7.3%和8.3%，均高于1999年。④2003年下半年—2004年，又 積累了治理局部過熱，避免經濟大起以及必然大落的經驗。這兩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3%和9.5%，處于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上限線內。當然，上述經驗還只是初步的，需要發展與完善。但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國際上也不多見。它是知識形態上的一筆巨額的、寶貴的資本，是我國今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保證。
（三）財政收入、支出變化情況
 1998-2004年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力度陸續加大。調整和優化支出結構不僅是緩解財政困難、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措施,也是規范政府職能的迫切需要。財政支出結構調整的目的,就是要將財力主要用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和社會保障事業。對一般性支出堅決實施零增長政策。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改革開放效應。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的總體格局，并成為這期間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但這是否可以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在釋放生產能力方面已經走到盡頭”的觀點的論據呢？不能。這種說法既不符合國際經驗，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就國際經驗來說，如果以市場經濟發展較早的英國算起，作為社會生產資源主要配置方式的市場經濟已經經歷了二三百年的時間。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看不到這種市場經濟制度在釋放生產力方面已經走到來盡頭。為什么中國市場取向改革才進行了20多年，就達到了這一步呢？就我國當前實際狀況來看，更不能這樣說。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釋放生產力方面還有巨大的潛力。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國已有改革還遠遠沒有到位；二是改革發展很不平衡；三是改革處于攻堅階段。其難度更大，但作用也往往更大。四是伴隨改革的進展，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條件更成熟，方法更完善。這就使得改革仍將在一個長期內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總之，中國有許多有利條件，實現經濟的快速平穩持續發展。對此，必須樹立堅定的信心。
三、IS-LM曲線模型分析
 近年來，在世界經濟增長不斷減緩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卻持續保持著驕人的增長率，其中，政府所運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大主導政策工具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實踐中，改革開放的前幾年，一方面由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傾斜；另一方面，由于財政政策運行機制上存在著問題，使得財政政策的調控功能難以發揮作用。同時，中央銀行制度的獨立使得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形成了“獨木撐天”的局面⋯ 。但是面對1998年以后我國經濟的通貨緊縮問題，貨幣政策卻陷入了深深的困境，無法有效地啟動經濟 。為此，政府部門和理論界基本達成共識，那就是啟用財政政策來啟動經濟增長。根據總需求理論，增加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效應，這種效應主要表現為對總需求的變化產生明顯的影響。
 IS－LM曲線的相交點是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同時均衡點，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節投資、消費、儲蓄、貨幣供給、貨幣需求等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利息率與國民收入能互相配合，減少調控中可能出現的矛盾，達到預期目標。
 一國政府如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生產率，能夠擴大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但也會引起利率提高，從而抑制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弱化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擴張作用。如果同時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購進有價證券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增加貨幣供應量，就可以抑制利率上升，擴大信貸，刺激企業投資，消除或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擴大總需求，其結果是在保持利率不變的條件下，有效地刺激經濟發展，使國民收入增加。西方國家的實踐證明，同時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把這兩種擴張性政策搭配在一起，在短期內會增加社會需求，比單純運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有著更大、更迅速地緩和衰退、刺激經濟的效果。
（一）我國IS—LM宏觀經濟模型
 IS—LM模型所表示的經濟關系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的消費行為、投資行為和貨幣需求行為基礎之上的。通過對中國的實際經濟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可認識中國的消費、投資等行為。

首頁 上一頁 1 2 下一頁 尾頁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