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宏觀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稅收對國民收入是一種收縮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稅收，可以抑制總需求從而減少國民收入，反之，則刺激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 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中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職能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基礎性作用，政府宏觀調控主要在市場失靈的領域發揮作用，并為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營造良好的環境。政府宏觀調控的兩大主要工具，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一般通過預算、稅收、補貼、投資、公債、轉移支付等手段，發揮穩定經濟、優化資源配置、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一、實施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從宏觀開放經濟的角度來看，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中國政府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或加速放松資本管制)的某種結合。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或兩者之和為順差)，本幣匯率將會升值并導致經常項目逆差減少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恢復。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消除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中央銀行必須買入外幣賣出本幣。流通中本幣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如果經濟處于通貨收縮時期，中央銀行可以不必對增加的貨幣供應進行對沖。但是，對于一個存在結構性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來說，當經濟處于通貨膨脹(或出現通貨膨脹危險)時期，中央銀行維持匯率穩定的目標與中央銀行克服通貨膨脹的目標往往發生矛盾。
    為了防止(或抑制)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必須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如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中央銀行就必須對因干預外匯市場而釋放出的貨幣增量進行對沖。但是，任何國家中央銀行的對沖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實上，早在中國經濟走出通貨收縮之前，為了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人民銀行就一直在從事對沖操作。經過多年的對沖操作之后，人民銀行已面臨“無(國債)券可用”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推出了“央行票據”這一金融工具。但由于商業銀行對央行票據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這種方法也無法無限使用。當然，基礎貨幣數量的變化、銀行信貸的變化和廣義貨幣數量的關系是復雜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并不一定導致貨幣供應量的相應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隨時都可以相應增加信貸發放，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形勢惡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
　　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
　　當前的中國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脫胎而出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不是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整個社會被組織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單一企業。在那里，信用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微不足道的輔助性手段，以避免資源配置的自發性為理由，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是被嚴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
二、宏觀調控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
　　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
　　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
三、把握宏觀調控政策應弄清楚的幾個問題
　　基于以上的分析，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
　　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短期經濟穩定進而為市場配置的長期經濟增長創設前提條件，政策目標并不必然包含長期經濟增長。
 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是總需求為主的總量方面，它雖然會影響到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但卻不是針對具體的產業部門和結構。宏觀調控中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進而拉動民間投資的增長，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復歸為投資的主體，而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演變為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財政擴張在長期的可持續性將成為嚴重的問題。
當前財政宏觀調控政策
　　當前，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加劇，世界經濟環境中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環境將更為復雜。財政部門將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及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財政工作的各項要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切實加強和改善財政宏觀調控，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規模，擴大政府投資，推進稅制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財政補貼規模，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積極支持就業再就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一）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規模，積極擴大內需。大幅度增加中央財政赤字，擴大國債發行規模，增加中央政府投資，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以及農業、教育、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等基礎設施建設。一是支持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加大對廉租住房建設支持力度，加快棚戶區改造，實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擴大農村危房改造試點。二是支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村沼氣、飲水安全工程和公路建設力度，完善農村電網，加強大型灌區節水改造，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三是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鐵路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高速公路網，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加快災區恢復重建投資進度。此外，在積極擴大內需的同時，密切關注世界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
　　外貿出口的影響，適時調整出口退稅和關稅政策，支持優勢企業和產品出口，支持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二）完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充分發揮
　　財政在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職能作用，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一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規模。健全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支持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二是增加城鄉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待遇水平，增加城鄉低保補助水平。支持逐步提高并落實企業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三是努力擴大就業。加大財政支持力度，促進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加強城鄉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全面加強職業技能培訓，進一步解決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繼續規范公務員津貼補貼制度，推進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強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監管。
　　（三）加大支持“三農”力度，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按照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一是大幅度增加支農投入。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新增收入用于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投入。二是完善支農惠農政策。完善對農民的補貼政策，健全對產糧（油）大縣的獎勵政策。加大家電下鄉支持力度，推進農村現代流通體系建設。三是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支持農村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全面提高財政保障農村公共事業水平。加強農村勞動力培訓，提高農民從事現代農業生產經營和非農就業的能力。四是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全面推進清理化解農村義務教育“普九”債務試點，擴大村級公益事業建設一事一議財政獎補試點范圍，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四）進一步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推進社會事業加快發展。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抓緊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一是保障教育優先發展。深入實施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和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政策，完善和落實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推動落實國家助學貸款政策。二是大力支持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繼續支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全面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擴大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加大城鄉醫療救助支持力度，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三是支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推動建立完善制度統一、標準有別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進和規范農村養老保險試點，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
　　（五）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優化。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積極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穩定性。一是推動科技創新。制定并完善規范、穩定、長效的財政科技投入政策，加大投入力度，重點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等公共科技活動，保障科技重大專項實施。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發展，鼓勵企業增加科研投入。二是推進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加強重點防護林和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建設，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研究推進資源稅改革，建立完善資源有償使用、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交易制度，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三是積極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完善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加快中小企業投融資環境建設，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在科技創新和吸納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
 　　（六）進一步深化財稅制度改革，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政體制機制。深化財稅制度改革，不僅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理順中央與地方收入分配關系，而且有利于健全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基礎和體制保障。一是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進一步明晰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系。完善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全面推進省直管縣改革，加強省對市縣財政的管理。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增強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二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力度，縮小地區間收入分配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大對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和生態建設的轉移支付力度，增強禁止開發區與限制開發區域政府公共服務保障能力。完善資源枯竭地區轉移支付制度，促進資源枯竭地區經濟轉型。三是加快推進稅收制度改革。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擴大投資和技術創新。進一步完善消費稅制度，將部分嚴重污染環境、大量消耗資源的產品納入征收范圍。加快推進燃油稅改革，促進資源節約和合理利用。四是推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圍繞促進財政管理科學化、精細化，繼續深化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政府采購、“收支兩條線”管理等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此外，支持能源、資源、農產品等基礎產品價格改革，理順生產要素價格機制，大力支持金融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財政政策是我國調控經濟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在實現經濟“軟著陸”時期和擴大內需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后續的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對于這一階段的宏觀財政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尚拉動了需求學術界還又不同的看法。隨著宏觀經濟過熱的情況逐步消除，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已經提上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