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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與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題目格式要求：宋體三號字加粗居中，副標題用小四號字）
正文格式要求：（宋體五號字，開頭空兩格寫）
 2004年，我國針對經濟過熱問題推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但由于2004年以“管住土地，管緊信貸”為主要政策線索的行政主導宏觀調控相對忽視了對需求增長源頭的控制，使得前一輪宏觀調控效果并未持續多久。因此國家今年以來先后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政策；旨在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的國六條、國十五條；調整和完善消費稅；從嚴土地管理抑制投資過快增長；以及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緊急叫停政府部門打捆貸款行為等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這些調控政策主要利用收緊銀根、地根、明確行業發展目標、調整稅收等措施來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從而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一、我國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國經濟本身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有重要啟示：資產存量與收入流量之間應當保持合理的結構，如果房地產和金融證券等資產存量大量膨脹，而實體經濟所產生的收入流量不能與之相匹配，最終會引發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引起宏觀經濟的動蕩。金融業的發展也應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相適應，脫離實體經濟的盲目快速發展有可能增大宏觀經濟運行的風險。
　　
 二、應對危機的宏觀政策。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刺激措施，在短期內使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但是也出現了資產值膨脹的問題。我國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大部分以投資的形式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這必然會推動資產值的大幅上升。另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2009年貨幣供給大幅增加30%，遠高于以往18%的增長速度。很多證據表明，大量的資金用于資產交易，推動了資產值的大幅上漲，其中以房地產市場最為明顯。
 資產存量的膨脹會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伴隨著資產存量的上升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利潤、租金與資本利得等資產性收入會相應上升，并超過工資收入的上漲，從而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會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下降，使經濟增長更加依賴投資和出口，這會妨礙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從長期來看，宏觀經濟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貨幣選票使消費品的生產向高收入階層消費的行業轉移，這就使這些行業的工資率大幅度上升，從而產生更多的富人，增加的GDP會在富人圈里循環。由于高收入階層所消費的往往是房地產、豪華車等高檔品和具有“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品及現代服務業產品，這就使投資大量涌入這些行業并形成更高的資產值，這種高資產值和高工資必然使其他行業的需求和就業逐漸減少，造成結構性失業，同時使廣大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群體逐漸被排斥在新技術產品的消費之外，中低收入群體有被經濟增長“邊緣化”的趨勢。
 由于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上升緩慢，基本消費品部門的國內需求萎縮必然使這個部門的工資水平下降，造成基本消費品部門的產品滯銷、積壓，導致一些企業停產或半停產并增加失業或半失業人口，工資的下降和失業的增加又使基本消費品部門的需求進一步下降，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收入分配不平等限制了低收入者平等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他們難以進入資本市場，得到高回報的工作機會也很渺茫，不得不繼續停留在低工資的行業，貧困的惡性循環則延續下去，這不僅與和諧社會難以相容，還阻礙了經濟增長。
 
 三、針對我國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的特征，宏觀調控政策應著重在以下三個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以實現經濟持續較快發展。
 
 第一，采取與當前經濟增長需要相適應的貨幣政策，抑制資產價格過快上升，使貨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部門保持適宜的比例。
 為了防止貨幣金融體系過度膨脹，使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出現嚴重的不平衡，應當控制信貸資金的發放，保持信貸規模的適度增長；利用公開市場業務等政策工具，消化2009年貨幣供給高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貨幣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部門保持適宜的比例是實現經濟健康發展，防止出現類似美國次貸危機的關鍵因素。企業資產值不斷上升，導致折舊在企業成本中比例不斷上升，近年來折舊與GDP比例一直維持在高位，只是由于總需求旺盛，使得問題沒有被充分揭示出來。一旦總需求增幅減緩，大量的折舊就有可能使企業陷入困境。調節企業成本結構涉及到完善企業的破產機制和并購重組程序，降低銀行不良貸款對應的資產值，使經濟增長能夠去除肌瘤，輕裝前行，實現微觀企業績效和宏觀經濟增長的一致。
 
 第二，調節資產存量與收入流量的比例，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調節資產存量與收入流量的比例是解決當前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各種結構性矛盾，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措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應當注重將公共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直接投資保持在適度水平，并調節社會總投資的增長速度，避免資產存量出現增長過快的問題；擴大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為居民消費提高制度性保障；可以采取稅收等手段，限制存量資產的過快增長，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以增加工資性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收入分配、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形成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