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王安憶小說的藝術魅力

 王安憶是新時期屈指可數的貫穿性作家之一。從最初的《雨，沙沙沙》開始引起文壇關注一直到今天，在20余年消消長長的文字浪潮中始終保持良好的創作態勢，每個階段都有卓爾不群的表現。她是一位極富創造力的女作家，其作品涉及的內容和敘述方式在不斷的探索著、發展著。冰心稱贊她“寫作的路子很寬，凡是她周圍的一切，看到了都能寫書。”[1]的確如此，在王安憶不凝滯、不定型的創作中，也有她恒定的一面，這就是對女性生存的不懈關注和思考。她善于抓住主體，并以纏綿的女性情懷，帶著女性敏銳細膩的心理感受，去凸現對孤獨的反叛與認同的主題；在溯流與尋根中，嫻熟地運用從“紀實”到“虛構”的創作手法和浸透著女性纏綿、傷懷而又韻味十足的語言魅力，都給廣大讀者留下了深刻而又難忘的印象。
一、抓住主體：城市的女人，帶著女性敏銳細膩的心理感受，凸現了對孤獨的反叛與認同的主題
 城市是充滿了游戲規則的生存空間，寵愛女性又不溺愛女性。當今的城市使女性獲得了一些從未有過的權利，同時又給她們加上了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雙重負擔。除了和男性一同為生存而爭斗，女性還要獨自承擔她們并不樂意承擔的家務，久居城市、深諳世事的王安憶，在回憶著男人在外面賺錢，而女人在家中操持這一源自農業社會傳統的“家的模式”時，思考著城市女性在家庭中的新地位，帶著女性極其敏銳細膩的心理感受，走進忙碌對母性的拒絕與回歸、對于家庭的獨立與依附中完成了女性由女兒到妻子到母親的角色轉變，從而實現了她對城市女性生存意義的體認與終極關懷。“一個人面對著世界，可以與大家攜起手、并起肩，共同作戰斗。而他對著自己的內心，卻是孤獨的，外人無法給予一點援助，先行者無法給予一點啟明，全憑自己去斗爭，去摸索，這是一場永恒的戰爭，無論人類的文明走到哪一個階段，都難擺脫，甚至越演越烈。”[2]而務實的城市。王安憶和她筆下的女性一起以感謝生活的態度，珍惜她們在變化萬千的生存境遇中的體會，在經歷了作為女性個體對孤獨這一生命原生狀態的反叛與認同、
 城市市民與城市文明的沖突日益暴露著人的個體生存心態，人們渴望交流和釋放各種情感體驗，但個體心態不斷的私人化和擴大化使他們不得不孤獨地面對自己，女性身體的單薄與精神的纖弱尤其敏感于這種狀態，反抗孤獨的愿望尤為強烈。王安憶在小說中試圖幫助人們正視孤獨，尋找途徑，緩解孤獨寂寞的城市人與熱鬧喧囂的城市之間的矛盾。“為這些個孤獨的戰場進行艱難而努力的串連與聯結，互相提供消息，告訴人們，他們并不是孤獨的，整個人類就在他們身后。”[3]
 一部家族神話幫我們釋放了城市孤兒無家的苦悶，“我”的成長史敞開了城市女性孤獨苦悶的心扉。慢慢地，我們有些領悟了王安憶的文學創作：“為這些個孤獨的戰場進行艱難而努力的串聯和聯絡，互相提供消息，告訴人們，他們并不是孤獨的，整個人類在他們身后”的深遠意旨，在王安憶構建的神話中我們明白了存在即真的生存道理，漸漸地熄滅了面對孤獨煩燥不安的火焰，從混沌與無序走向從容與鎮定，從水火不容到互助與和諧。
二、在溯源與尋根中，突出了追問孤獨之原因和探尋解脫之途徑的關鍵點，嫻熟地運用了從“紀實”到“虛構”的創作手法
 在人類的生活中，淹沒于孤獨、體驗孤獨、悟解孤獨，是極為普遍的生存場景，因此描述孤獨、玩味孤獨、甚至游戲孤獨一時成為某種文學時尚，而追問孤獨之原由和探尋解脫之途徑的關鍵點，卻常常被忽略或擱置了。王安憶則把握了這一在民間被普遍關注的話題，這既是其浪漫情懷與理想主義的真誠表達，同時也標志了其人生探索一定程度上的先導性和深度意義。
 孤獨是一種個體心理狀態，社會歷史原因固然存在，但個體內心才是真正根源，山口瓊的孤獨基于其偏重效果的實現自我之決心； 阿興的孤獨源于其守望理想的堅定信念；撈渣的孤獨在于凡夫俗子們不容忽視的世俗欲望……，這就是答案：保存自我、實現自我、發展自我。作為一個有機系統，個體與同類交往旨在吸取能量、增強內力、發展自我。本能上的封閉與行為上的開放，原則的利己與策略的利他，這是生命在浩邈時空中安身立命、探問前途的兩面相，于是，明確了“自我”概念就有了保存、實現——發展自我的需要。生存原則和本能將本應暢流無阻的人心之河果斷地加以切割、分離，隔膜與孤獨由此而生。
 和追問孤獨之因一樣，對解救之途的有意識探尋也貫穿于王安憶創作始終，王安憶早期小說的自傳性主人公雯雯，或借助幻想和童話緩解孤獨；或虛構戀愛打破隔離感，因戀愛“可因男女雙方間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關懷而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孤獨與隔膜感。”[4]王安憶集中精力大規模地探尋沖決孤獨囹圄之途是在發現了“關系”這一概念之后。沒有關系即孤獨，沒有關系卻可以開拓關系、創造關系。“尋根”桂冠置于此處才適得其所。王安憶的“尋根”其實是建設關系的代名詞，它尋的是生命之根、人生之根，熱衷于置個體于各種質感的縱橫網絡，現實目標直指擺脫孤獨，尋根的過程即減緩心靈苦痛的過程，而缺乏“文化尋根”的民族性的宏闊氣度和幽深特質。
 王安憶小說中早期的尋根活動，尋的是生命中那一支活躍著延伸至主體的血脈，是紛繁世相中成堆偶然性里堅強的那一系列必然。《大劉莊》已經十分明晰地透露出“根”的觀念以及探究來歷（實即縱向尋根）的熱情；《小鮑莊》則以一組特寫畫面表現出來自生命血脈深處的神秘的感應際會。《我的來歷》和《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從來歷不明的恐懼和困惑逆向道出了“根”的至關重要和不容缺失，前者正式舉起了自覺尋根的旗幟，具有“起程”和“開端”的意味，后者雖是一篇優秀的市民生活小說，對城市中產階級生活的描述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但其中最引人深思的卻是小女孩妮妮。這個來自育嬰堂的小孩天生不走正道，嗜偷成性。她既是對市民階層生活理想的一種嘲弄，作為個體與主體，更體現了作家對生命之謎的嚴肅追問。小說一再提及妮妮被一個或兩個人操縱著。由于操縱者的缺席，王安憶借孩子形象設置了一個生命之謎，深刻表達了孩子的無根之痛。無根之痛即深刻的孤獨之痛，尋根為沖決孤獨囹圄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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